政務官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社論/聯合報
本文擬從王如玄辭職來談政務官的風骨,且容先從蕭萬長的一段故事談起。


蕭萬長任國貿局長,屢受蔣經國總統接見;蕭每以重要政策請示,蔣經國未必當場回應,但蕭退下後轉身即獲解答。約在一九八七年,蕭萬長為走私大陸貿易的除罪化,見蔣經國;這是蔣去世前一年,蕭在回憶錄描述的場景是:


「他(蔣)當時已不能坐著談了。他躺著,侍衛告訴我講完話,不必去握手,起來就走。」待蕭回到辦公室,電話就到,自此兩岸「轉口貿易」開禁。


這段故事裡的蔣經國,不僅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者是他與官員的互動場景。病體支離的總統,在病榻躺著接見一名局長;蕭萬長感受的應不止是肩頭政務的託付,更是一種歷史的傳承與使命。


蕭萬長在回憶錄裡詳述汪彝定及趙耀東對他的提攜,感恩地說:「他是這樣栽培我的!」、「有這樣的長官,真好!」在那個年代的政府人才,真正看得到「傳、幫、帶」,也真正見得到「栽培」二字;病榻前蔣蕭對策的一幕,道盡一切。


中華民國憲法,將內閣政務官與選舉隔離,又因國民黨長期執政,留意培養後進人才,使政務官的養成出自「栽培業」。但是,那個「栽培業」時代的「產品」,如今在蕭萬長淡出、江丙坤卸任後,大概已經畫上了句點,陳冲搭上了末班車。政黨輪替,使得「科員到院長」的典範不易再現;也就是如孫運璿、尹仲容、李國鼎那樣從幼苗長成巨木的政務官,未來恐難再有。


解嚴後,政務官的背景趨向多元化;由「栽培業」變成「採集業」,撿到籃子裡就是菜,最顯著的是選舉出身者大量投入。例如,扁政府六易行政院長,其中五任是選舉人物,馬政府第二位閣揆吳敦義亦是;這也許是回應民主社會的必然趨勢,但這類人物的品操難論,且多以政爭見長,政務官的風格為之丕變;至於如林益世、蘇嘉全者,尤見台灣選舉生態對政務官風骨的汙染,藍綠皆然,令人難寄重望。


另一個政務官的「採集」來源,是院校的學者與公共知識分子或社運人士。這類人物的投入,使得官場注入新血,唯也不能一概而論。有些人其實是「遊官」,目的在為自己的人生加些點綴,添些驚奇;出仕是在鍍金,卻未必有奉獻的能力與決志。另有些人,人格已「自我標籤化」,出仕是在標舉自己的旗幟,堅持成為偏執,不容任何折衷;這從王如玄、劉憶如及王清峰的背影皆可看出。


因此,大家都在談「人才危機」,憂懼惶恐;卻不知台灣真正的「人才危機」是在政務官的「人才大斷層」,更且看不到將來有何可以寄望的礦脈。在政黨輪替形成五日京兆、政黨惡鬥造成官不聊生的政治生態中;如果我們的文官系統不再是政務官的苗圃,而政務官的名器成了選舉人物的「遊戲」,內閣又儼然成為學者及社運人士的「遊官」之地,卻如何寄望社會進取,國家中興?


難道要回到蔣經國時代?難道能回到孫運璿時代?又如何回到「栽培業」的時代?一切都已回不去了。何況,即使孫運璿處今日政治生態之中,恐怕也會遍體鱗傷,落得「無能」二字。我們所能寄望的是:一、政黨輪替盡量不要汙染踐踏文官體系,使文官培養成政務官的途徑能保留一線生機;二、選舉與政爭汙染政風的危機必須防範遏止,陳水扁的「正名制憲」與「政治獻金」即是慘痛的殷鑑;三、學者及公共知識分子或社運人士應以政壇新血自期,熱情與理想性要有,但抗壓力與責任感也要夠,尤其勿如蔡英文那樣由學者變成政客。如此,在「栽培」與「採集」並行的機制下,始能期盼有安邦定國的政務官。


國人必須幡然警覺:台灣一切政經危機的根源,或許大半出自政務官的「人才危機」;更大的危機則在於,台灣這種惡劣的政治生態誠已不易出現夠資格的政務官,且即使有資質不錯的政務官,在台灣這種渾濁的政治生態中,恐怕任誰都只能獲得「滾蛋」二字的評價。


台灣的政務官生態出了致命性的大問題,國人應從這個題目去找尋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答案。


借曾子語:「政務官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全站熱搜

    Antonio 發表在 痞客邦 留言(0) 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