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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震驚的是，那位真正觸到他痛處的對手過世了，而那場論爭再也無從繼續了…… |
布羅茨基曾質疑哈維爾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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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維爾︰一個簡單的複雜人》書影。 (圖／新銳文創提供) |
1994年2月17日，美國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雙周刊《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籍前蘇聯流亡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針對哈維爾在1993年5月27日的《紐約書評》上發表的、原為哈維爾獲得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授予其總統勳章時發表的演說〈後共產主義的噩夢〉（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寫了一封很長的公開信，質疑作為總統的哈維爾在這篇演講中提出的許多見解。為此，哈維爾寫了回覆的公開信，並在信中邀請布羅茨基經由直接見面，深入探討。
這是一場發人深省的思想論戰，兩位既有深厚的歐洲文明背景，又有共產主義制度下牢獄經驗的作家，通過文字一來一往，其涉及的問題不僅深刻，而且讓我難以忘懷。
震驚「對手」竟已過世
1999年夏天，我到作為總統府的布拉格城堡拜訪哈維爾，在訪談時，我特別詢問哈維爾，在他們當年那場公開論爭後，他是否和布羅茨基見了面，並一起坐下來深入探討過他們顯然有著明顯分歧的觀點。哈維爾沉吟了一下，告訴我，他還沒有機會和布羅茨基見面交談。看得出來，他對我會關注那場論爭頗感訝異。
「可是，布羅茨基已經過世了。」我說。
「什麼！他已經去世了？真的嗎？」哈維爾一下子愣在那裡，他驚呆了。
「由於心臟病突發，他已於1996年元月在紐約去世了……」我說。
交談在一瞬間凝固了，我那句未說完的話，似乎也僵立在空氣中。哈維爾睜大眼睛望著我，瞳孔一動不動，透著一種複雜、讓我難以看透的神態。我也愣在那裡，我和他都被震驚了，但原因各不相同。
他震驚的是，那位真正觸到他痛處的對手過世了，而那場論爭再也無從繼續了。
我震驚的是，布羅茨基已經逝世兩年九個月了，哈維爾竟不知！難道因貴為總統，他不僅遠離文學世界，甚至連如此重大的國際文學「事件」也無從獲知了？
我看著哈維爾，哈維爾則看著正緊張地不知怎麼應付「老闆」的兩位助理，哈維爾的目光嚴峻，顯然，他對助手們未能及時告知布羅茨基逝世的消息頗為惱火。可這兩位只知道政治世界的助理，一臉窘困，面面相覷，因為他們不僅不知道布羅茨基是誰，甚至搞不清楚「老闆」究竟和布羅茨基發生了什麼！在那已然僵住的氛圍中，哈維爾不得不用捷克語向他們解釋我們這一對話的來龍去脈。我看出哈維爾的窘迫，我不僅觸及了一個敏感、微妙的話題，而且將一個噩耗帶給了他。
我知道，哈維爾這些年病得很重，多次和死神擦身而過。就是在此刻，在他見我之時，我面對的仍是一位大病初癒、面龐浮腫、透著疲憊的哈維爾。
從1989年底到1999年那十年，哈維爾所經歷的幾乎都是政治。1996年一月，他那位深受人民愛戴的妻子奧爾嘉（Olga Splichalov, 1933-1996）因患癌症逝世了。同時，他還要和他的政治對手、前總理克勞斯進行對於捷克未來的重大辯論。也許，他真的無暇關注文學世界裡發生的一切。況且，奧爾嘉竟是和布羅茨基同年同月過世的。
布羅茨基將詩視為人類良知最後的庇蔭
布羅茨基是一位真正的文學天才，他在十四歲那年就厭倦了制式化的學校教育，從中學退學，之後便再也沒有去上學讀書。他是一位天性驕傲、專和統治者作對的倔頭。他痛恨謊言，也好修理世上那些自以為是的得勢者。他對文學有著絕對的標準，並將詩視為人類良知最後的庇蔭。他早年的詩作哀婉，孤立卓絕，沒有一絲雜音。1996年一月的某個深夜，他因心臟病突發，在已定居近二十年的紐約布魯克林區逝世。那一年，他才五十六歲。
布羅茨基逝世後，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在哀悼這位前蘇聯流亡詩人的唁電中，稱他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是繼普希金之後最偉大的俄羅斯詩人。」他稱前蘇聯共產黨政府將布羅茨基驅離祖國是「俄羅斯永遠的羞恥」。
避開你是因為「不方便」還是瞧不起？
在〈後共產主義的噩夢〉這篇演說一開頭，哈維爾說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小故事，他說：「記得曾有一段時間，我的朋友和故舊總會在街上避開我，雖然我自己從未那樣想過，但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把我看成他們的良心，如果停下來和我交談，就會感到不得不為自己沒有去反抗那個政權而道歉，要嘛，就要向我解釋為什麼他們沒有那樣去做，抑或是以宣稱反抗無論如何也無濟於事來為自己辯護。對警察可能跟蹤我的恐懼是造成這種情況的另一個原因，和我交談會使他們的處境變得複雜。與其如此，不如就不走近我。這樣既可以省去不愉快的對話，同時也避免了可能隨之而來的迫害。
「簡單地說，我成了這些朋友的一種不方便，而對於不便最好避開為是。幾十年來，民主世界最主要的噩夢是共產主義。在共產主義雪崩般坍塌三年後的今天，另一個噩夢──後共產主義──似乎已取而代之……」
正是這個小故事，和哈維爾推導出來的結論，觸動了敏銳的布羅茨基，看得出來，布羅茨基已對哈維爾關注多年，他讀出了這篇演講裡有著某種政治家或政客慣用的、帶著取悅大眾味道的「寬宏大量」。布羅茨基當即寫下一封洋洋灑灑、誠懇但不乏譏誚的公開信，那是一封不僅寫給總統，也是寫給作家同行，甚至是寫給同在極權制度下坐牢的獄友哈維爾的信，布羅茨基寫道：「在我看來，總統先生，你那出名的禮貌，在這裡，似乎沒有為你的事後聰明帶來多少益處，你真的敢肯定人們當時迴避你，僅僅是因為出於尷尬和擔憂──潛在的迫害，而不是因為他們想到那個制度表面上的穩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們之中沒有人把你當成一個被監視的、厄運將臨的人，在這樣一個人身上浪費太多時間是愚蠢的嗎？……難道你沒有想像過他們在黃昏時分對他們的妻子說：『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維爾。這下夠他受的了。』抑或，難道是我誤解了捷克人的個性？」
哈維爾一讀到《紐約書評》轉寄來的布羅茨基的公開信後，立即在《紐約書評》上向布羅茨基回覆了一封短信，信中亦不乏反唇相譏。他說：「由於你的道德力量和才能，你和其他相對來說僅僅是一小批的作家，接下了俄羅斯十九世紀偉大詩人、小說家和評論家，以及少數幾個不可壓抑的藝術家的工作。你嚮往自由，而且你贏得了。當你的親密或疏遠的朋友看到你為那種勝利付出代價而離開他們走向監獄，他們很有可能會說，他們一點也沒有感到正處於自由所帶來的不方便和危險中。說不定他們還由此而獲得了某種見不得人的滿足哩。」
哈維爾跟我在關於他和布羅茨基論戰這個話題上的交談是這樣結束的，哈維爾告訴我：「其中有討論到本質意義的問題，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可是那次的討論並不成功，混亂了，我不把它當作我思想和著作中輝煌的部分。」
一個能量的噴泉，誠實的噴泉
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布拉格夏末，我和哈維爾交談時涉及的範圍廣泛。他像是一位和藹的長者，我感受著他的靦腆、輕鬆和幽默感，也看到了他獲知布羅茨基逝世後的震驚和困惑。當然，他那敏感、深思熟慮的政治家式反應，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理解哈維爾的遺憾，我從他們的討論中深受啟發，並由此引發了更多的思考。我相信，作為總統的哈維爾和作為劇作家、作為一個異議分子的哈維爾之間差異頗大。對於怎樣看待人、人心和人性？作為作家的布羅茨基和已是總統的哈維爾看待問題的視角顯然不同。哈維爾本不是一個喜歡取悅大眾的人，但哈維爾寫這篇演講時面對的恰恰是大眾，正如布羅茨基在公開信中所說：「有些事是隨著講壇而來的，不過我們應該抵制它……」作為總統的哈維爾顯然不可能將捷克人在專制時代的墮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更不可能不留情面地用文字「拷問」那些當年躲著他的老熟人或認得他的布拉格市民。
而布羅茨基不是這樣，他昂著頭、目光犀利，甚至目中無人。但他無的是平庸，是那些缺乏節制、文字氾濫的作家，以及取悅大眾的政客。多年來，我始終無法忘記他的那句名言︰「時間只能使邪惡升值。」就像1998年秋天，愛爾蘭詩人、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謝默斯‧奚尼（Seamus Heaney）對我談起布羅茨基時令我動容的說法：「我真的很懷念他。當你在約瑟夫‧布羅茨基面前，首先你感到你是在接近一個能量的噴泉，其次是一個誠實的噴泉。他從不害怕講真話。但你也是在一個傲慢的噴泉邊，但這不要緊，沒什麼。」
哈維爾並未喪失反省的能力
哈維爾戲劇性的一生確是傳奇。他成名頗早，三十多歲便已是獲得歐美戲劇界注目的捷克劇作家。1977年，他參與起草了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也受到舉世注目的捷克人權文獻《七七憲章》，並成為此一人權運動的發言人。他飽受共產黨政權的懲罰和摧殘，曾多次入獄。1989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他領導了捷克斯洛伐克那場迫使共產黨交出政權、溫和如「天鵝絨」般的革命，在近百萬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溫斯萊斯廣場，在漫天飛舞的大雪中高喊︰「還給我們吧！政府」、「共產黨，下台」的呼聲中，在近百萬人民的歡呼和叫喊：「哈維爾，哈維爾」、「哈維爾，當選」、「哈維爾，總統」中當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及後來的捷克共和國總統。所以，他在西方世界曾有著英雄、聖徒般的光環，被自己反諷地形容為︰「一個奉善良之命的男孩，以頭部撞擊一座被邪惡之王居住的城堡，直至城牆倒塌，他自己即成了國王，進而英明統治了許多年。」的神話。
哈維爾尚未昏庸，也未喪失自我反省的能力。總統卸任前，哈維爾在紐約市立大學學生中心發表演說〈政治，再見！〉，他清醒地告訴世人：「這一切其實是命運對我投下的殘酷陷阱。因為，我的確是在一夜之間被彈進神話世界，然後，在接下來回到地上的幾年中，更清楚了解到神話只是人類現實的投射，以及世界的構造絕對不像神話那樣。於是，在從未嘗試成為神話國王，並發現自己確實在歷史的意外中被逼上這個位置之餘，我並未能免於從令人興奮的革命世界摔落到官僚例行公事的痛苦。」
對於善好沉思的人，這一直指人心和人性的筆戰彌足珍貴。而且意猶未盡，可隨著布羅茨基的逝去，已成永遠的遺憾。
●本文收錄於近日由新銳文創出版的貝嶺新書《哈維爾︰一個簡單的複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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