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經驗談》讀後


書名:(岫廬文庫○七六)治史經驗談


著者:嚴耕望


主編者:王壽南、陳水逢


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814月初版第1次印刷


頁碼:176頁(四十開本)


  全書共分為九篇。第一篇談治學時原則性的基本方法;第二篇補充幾條具體的規律;第三篇說明論題的選擇;第四篇為論著標準;第五篇列舉四種論文體式(常行、綱目、複合及綱目變體);第六篇分述引用材料與注釋方式;第七篇為論文撰寫與改訂;第八篇述及努力途徑與工作要訣;第九篇談生活、修養與治學之關係貫徹整個治學過程。綜合九篇文字,作者歸納概括全書主要內容為下列幾點:


原則上:從大處著眼、小處入手(92135,以具體問題為先著(論題選擇,頁69),從基本處下功夫(精讀基本材料書並勤於徹底蒐集史料加以條理化,頁76);固守一定原則(原則性的基本方法,頁1),不依傍,不斥拒,能容眾說(開闊胸襟,頁170、不要忽略反面的證據,頁40)包括各種理論與各種意見,隨宜適應,只求實際合理,不拘成規。


方法是:堅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為巧,以慢為快,聚小為大,以深鍥精細為基礎,而致意於組織系統化(努力途徑與工作要訣,頁132)。


目標在:真實、充實、平實、密實、無空言,少皇論,但期人人可以信賴,有一磚一瓦之用(問題的實用性,頁72、論著標準,頁90)。


 


作者於本書校後記提到「常想寫一篇文字,題為治學方法之我見。」是時在民國五十一年除夕,從作者於平時生活記中所摘錄關於本書撰寫的構想標目草稿看來(頁175),書中諸多論點始於成書完稿的十七年前即已醞釀於心,對其個人治史經驗早已頗有心得而「盤桓胸中了。」


由此可知作者乃有計劃、步驟(呼應本書內容努力途徑與工作要訣2篇所言)並累積在中國歷史研究工作幾十年的經驗中隨時摘錄心得,直至1974年應香港大學之邀作一場有關討論史學方法的講座,及二年間發表治史經驗談上篇載於《中國學人》刊物後頗受一些青年讀者所重視,迄八○年(1980)續改訂舊作及增補「論題選擇」以下七篇,新舊二篇合為壹冊。作者有別於普通文科研究方法論之書類(言及「方法論對於我的治史不無影響…當我在中國歷史工作幾十年之後,總覺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講方法。但絕不應遵循一項固定的方法與技術。」1),為避免過於執著拘守於固定的技術方法,因而容易走入僵化和紙上談兵的泛論之上,遂依其數十年治史經驗,強調應廣為閱讀基礎史料與有高度成就的學者著作,克服「罔」、「殆」的毛病,以「理」路邏輯思考,用心惴摩體會各學者探討問題的線索,並結合個人的智慧性情、優點與能力為運用,別出心裁,推陳出新,或能成就一家之言。


古云:「貨不必藏於己」,作者將自己寶貴的治學經驗,舉凡治學修養、原理原則與變通及實際工作方面的建議,藉由本書分享給青年史學工作者。


 


 


讀後:


初就書單諸多文章中欲意選擇一篇閱讀時,不諱言曾有較「功利」的想法。過程中發現,若為節省時間而擇文章短者為之,因無實際治學的經驗之故,如又對該題旨意涵未感興趣的情況下,實難有較深刻的體會,更無法期待有具體的成效存乎胸中,既然胸無點墨,如何能寫「讀書心得」?為免有斷章取義及過於主觀臆測之弊,於是自不量力地選擇嚴耕望先生的《治史經驗談》一書,縱然不能有所心得,仍期望自己研讀後在為學的態度與方法上有概括性的認識,或可汲取融化於內,有助於累進日後學術資料之蒐集與處理的能力。


正值閱讀本書至「原則性的基本方法」時,另一門課程要求搜集有關孟子的生平、學說、教育、軍事等資料擇一主題作簡單的摘要。原想僅以某點為題目,隨意蒐集相關資訊,只消拾人牙慧即可交差,而當翻查《史記.孟荀列傳》時發現太史公對孟子生平記述極少,只得尋索轉求《春秋‧左氏傳》得到如下紀錄:


「邾文公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魯文公13年)


查閱書籍的過程中使我產生了對於「民貴君輕說」的聯想。相傳孟子邾文公後代世孫,如無錯誤,依傳所載似在孟子先祖時期已有此類觀念的雛型,而非孟子所原創的記載(但一般咸認,以民為貴的思想由孟子得到具體的闡釋),實相究竟為何仍有待後續的考證,不過此一發現乃研讀基本史料時意外的收獲。以實際蒐集資料的經驗逐一體會先生所言「要專精也要博通、要看書不要只抱著題目去翻資料」(20)等幾點原則,誠實不虛。


於是我為了「儘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49)的規律改變了原先蒐集資料的態度和方向,為此比以往更詳讀了孟子原典並輔以時人較可靠的論著為線索彌補基礎學識的不足(「較可靠論著」意指初學者選擇有註明資料來源的學人著作而言,以利日後需要查證之便。),同時學習留意時間和空間的相互關係,粗略整理後窺見孟子生平的概括性印象,僅就《孟子》書中就可以看出其生平事略。


例如: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得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梁惠王下)


由本段言及孟子用士禮葬父,便可知其父母之葬時的身分了。其他關於政事稅賦、教育思想等等層面亦皆不無所獲。此均以研讀基本材料得來,連太史公於撰寫「孟荀列傳」時亦嘗讀過《孟子》,至今千百年來學人們每每翻閱列傳的扉頁,便可聞見太史公為這位時不我予的聖人發出長嘆。可見精讀基本材料的原則為古今學家所通用。


現代各類資料俯拾即是,尤以網路為便。作者揭示的治史原則性方法及具體規律在這個時代益顯重要,是學人不可或缺的修養。所以謹慎為學相互參證,力求周延發揮新意,本書雖名治史經驗,然學問不應自囿而有差別,治史如斯,治學亦復如是。


在閱讀與實際蒐集資料的過程中,雖切實感受到自己的才疏學淺,卻也樂意學習逐漸地累積學識。就個人查閱有關孟子資料的過程亦發現「史記.六國年表」所載孟子梁惠王35年(周顯王33年,西元前336年)至梁國,其至時間究為何時為確,似仍有爭議之處……後於學者論著資料顯示《竹書紀年》記載梁惠王36年後改元從1年始,至16年而卒。孟子有可能在惠王後元15年(周慎靚王元年,西元前320年)至,時年53歲,故惠王一見孟子便問「叟不遠千里而來……。」《禮記》言「五十始衰」、「五十養於鄉」,若由此觀之,時稱孟子為「叟」似很合理。──是故,我想如若後人治史時發現他所依據的材料「比較正確而且正確的傳承下來」,在仍保持原文記載的原貌之下(謹記「不要輕易改字」之規律),思考是否有可能嘗試將其重要的發見,取法今時《憲法》增修條文的作法,附錄於原典書后或另有其他適宜的方法,能方便未來初學人們搜尋史料之時省去重覆查閱之苦?乃至未來再有可信的新發見再作修訂,如此亦或可多少避免治學時因忽略所發生的謬誤,果能如此,是否有益於整個學術界的交流與治學的效率呢!


治學在求廣博通達且謹慎客觀,但期人人可以信賴。作者甚至於篇章之中引用了其學術批評家好友楊聯陞先生之「充實而有光輝」一語作為論著的標準,為求進一步確認與好友本意是否相合,遂去信請教,覆函曰:「…一語出自《孟子》…依注似指德行修養,但引為論著標準,似無不可。…必欲吹毛求疵,則『永久價值』或可改作『長久價值』……。」(97)直言無隱卻不失誠懇切實,得見學者相互間求好與警戒的用心正與作者文章不掩其瑕「聞過則喜」的修養彼此輝映,使讀者於文中可稍稍體會治學過程雖有苦處,而學人砥礪之間亦有難以言喻的快樂存焉其間。關於此,我亦在《讀書報告寫作指引》(林慶彰劉春銀合著)之第七章第四節提到王壽來先生所建議的書評人十戒之一:「書評寫就後,就教於你所尊敬的人」云云,將寫就的文章,請教於人以彌補自己主觀上的不足,正好與作者的治學習慣相應,可見得學問之道有許多相通之處,謙虛而能涵納其大也。


史學論文特重搜錄材料的完整性,「等到搜集得很完備時纔開始撰寫」是作者所建議的(這樣可以一氣呵成),最好兼而能有實用性,所以資料整理後必須寫作為文,期望對社會家國有所貢獻。寫作不單是為了發表為人知,貢獻社會,寫作為最精細的閱讀,此為研究工作最重要、最嚴肅的最後階段。沒有經過嚴肅的考驗階段,就不可能是有系統的真正成熟的知識(143)。寫作除了解決問題、力求周延外,不可不顧慮讀者的感受。換言之,文章完成後透過閱讀之時才算得上為一完整的創作,文字自此有了生命,所以需在論題、體式的選擇及引用材料與注釋方法下功夫(98124),以期讀者能更方便閱讀為好。


另外值得一提,個人亦覺重要的是,作者於書末二篇以親身經驗現身說法,談到學術工作與生活、修養的關係,強調立志和計劃的重要。指出這種志趣抱負:「不專為己,兼要為群,對於社會人群有一份責任感。」立志者有遠大的目標(志氣),自然不為社會環境所控制(隨波逐流),緊接著採取實行的步驟(要有長遠可行的計劃),依此志氣與計劃才能長時間持續堅強地努力下去!作者一再提醒青年學人日常生活與人生修養對於學術工作的影響極大。保持身心健康,投注心力,淡名利、避權位,以堅定的信念作學問,以客觀的態度容受眾說,不僅有所堅持,也能適應靈活,如此鍛鍊自己成為一個健康純淨的學術人。綜上所述,亦即「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以此原則謹慎為學,最終焠鍊出來的成果才能達到「充實而有光輝」(92)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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